摘要：荀子对先王之道的具体内容有诸多论述，他说: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 ...
可见，先秦儒家文献并存两个不同构形的仁字。
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言不与己相干。
程颢提出的一体之仁，既是一种本体论，更是一种生命境界论。这种本体之仁是一种形上存在，因此，一体之仁难以言说，需要主体的内在体证。程颢的万物一体论，其一体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性、理。其一，孔孟的求仁是诉诸人的感性经验，是仁之方，程颐的成圣是诉诸人的道德理性，是复性、明理。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
程颐说： 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应该说，作为太学博士的李若水提出的道统论，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代表了帝王希望将自己圣人化的要求。而且这两种权威有着密切的关联，君主的政治权威需要圣人文化权威的维护，而圣人文化权威往往需要得到君主权力的认可。学界普遍关注的道统论，其实是与师道复兴同时发生的。汉学讲究的师法其实是强调朝廷礼义法度的官方标准，因为汉儒解经的目的是为朝廷制定礼法制度服务。
因此，要在两宋以后真正实现王道型的政教理想，最根本的出路是士大夫主导的师道复兴。宋儒关怀现实、心忧天下，特别关注国家制度、政治治理，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实现天下安泰的经世事业。
宋儒为了让师道获得神圣性权威并能够与强大的政治王权抗争，必须建构一个既有神圣性又有永恒性的道统，而且这一道统应该是由师道主导的。正如朱熹所说：文正公门下多延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而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故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则王道行矣。
在此过程中，宋代士大夫完成了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即宋学的建构，创造了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经典体系。为什么唐宋变革以来，儒者开始将周孔之教转型为孔孟之道？这不仅是一个名称表述的差别，其背后正是政教形态转型的影响。北宋发生的几次重大而有影响的政治改革运动，正是朝野不同士大夫群体广泛参与的结果。三代文明遗留的典与则，就是五经的文献基础。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师道兴起，其实是在儒家士人追求实现天下之道与君主帝王现实争霸的紧张中产生的。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孔子、孟子等先秦儒者的讲学记录，它们能够成为南宋以后的核心经典，恰恰代表了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追求。
这一切，均是基于他复兴师道的精神动力。故言治者若无预于学，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衍生出的士大夫阶层，是将官员与学者两种身份合一的群体。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初起，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另一方面此师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通过师道复兴能够逐渐回归三代的王道政治。一方面，他们强调三代时期的圣王之道，大力表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历史传承。根据宋儒的看法，师道是在王道不可实现的历史局面下，儒家士人不得已的追求，而且王道的实现并不像汉唐一样完全依赖于帝王。……幸而有先觉者出，得其传于千载之下，私淑诸人，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去孔孟之世虽远，而与亲炙之者故亦何以相异，独非幸哉？是则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
而宋学型孔孟之道是以四书为核心经典体系的，四书原本属于六经以外立说的儒家子学体系。胡瑗认为师应为天下之根本，而由师道精神推动义理之学建构的宋学，也应成为主导天下秩序的学术。
而唐宋之际出现的师道复兴，特别是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之责任担当带来的两宋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儒学复兴，其实就是一场以师道复兴为契机而由两宋士大夫完成的政教转型。他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到处创办或主持书院，将书院教育发展到一个繁荣的阶段。
师道与道统论的密切联系，反映出师道复兴与宋学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胡先生墓表》）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复、石介对宋代师道复兴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此三人恰恰成为推动宋学发展的宋初三先生。
其一，朱熹通过结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而合称四书，并以毕生精力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一书。而且，宋儒在师道复兴中发展出宋学新经典体系四书，这正是两宋师道复兴运动的最重要学术成果。唐宋变革为汉唐政教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历史条件，宋代士大夫不仅在文化领域强化了其主体地位，在政治领域的地位也不断提升。朱熹完成的道统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还特别体现在经典建设和教育制度建设两方面。
他们推崇的师道思想，成为他们创办和主持书院的主要动力。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
反过来说，四书学也为宋代的师道精神提供了经典依据和学术资源。在周孔之教体系中，以体现三代先王典章制度的周为主，而孔为辅，因此历代帝王可以很方便地改造周孔之教以满足秦政的需要。
其实，自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一直存在两种权威：一种是君主权力的权威，另一种是圣人文化的权威。两宋确立的学术思想、政教形态则被称为孔孟之道。
譬如，北宋靖康初年担任太学博士的李若水撰有《上何右丞书》，他提出的道统论就特别突显帝王之位：他认为能够代表道统的人物，是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力、并且创造巨大政治事功的帝王们，而与孔子以来的儒家士人没有任何关系。注释： [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84，第2页。胡瑗对师道复兴与创通经义之间的关系有明确认识，他在《洪范口义》中释八政之师云:师者，师保之师也，夫能探天下之术，论圣人之道。虽然宋代学术仍是传统政教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它是由宋代士大夫主导并表达士大夫对两宋政教形态转型之要求的新儒学。
周孔之教以五经为核心经典体系，而作为汉学型政教形态的五经源于三代的王官之学，其内容是记载三代时期关于礼乐政典方面内容的王室档案。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际大儒王船山曾经有评论：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
宋儒特别不满意汉唐以来师道废久矣（《胡先生墓表》）的情况，他们批判汉唐士大夫缺乏早期儒家师道尊严的士人精神，或者沉溺于章句训诂之学而谋取功名利禄，或者引导君主汨于五伯功利之习而违背孔孟的道德精神。[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83页。
可见，五经四书之间有着重要的思想区别：如果说五经的思想主体是君主的话，那么儒家子学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民间讲学的士人之立说。与之相对立的洛学、蜀学、朔学均是具有不同学术特色的宋学学派，同时也是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洛党、蜀党、朔党等政治朋党。
